现实状况是，在企业家所创造的巨额财富的背后，仍有很多令人悲观的东西。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赋予了民营企业家们不寻常的视觉及思维方式，而这些所有的主观意识指导着或反作用于他们客观的行为方式，由此也引发了一些民营企业独特的“中国式”故事。

宏观角度来看，民营经济的所有制烙印使得民营企业家成为了一个群体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角色地位有着很多的共性。微观个体层面来看，民营企业家们在人生的境界中又分别处于各自的阶段，在行为方式上又表现出不同的气质特征。

在凯林看来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种境界应该是“为伊消得人憔悴，衣带渐宽终不悔”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多为“草根创业”，往往是苦心经营和积累才置下一片家业，也就是说中国第一代的创业企业家是以苦作舟，以勤为径，“人憔悴而终不悔”。

第二种境界是“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西楼，望尽天涯路”。处在这一阶段里的民营企业家既有成功后的喜悦，也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，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“选择”。如果以企业的发展阶段来描述这种境界，此时的企业所面临的是“发展瓶颈”，是一个重大的拐点，虽然可以“独上西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而一旦战略选择错误，脚下的路便到了尽头。

民营企业家的第三种境界则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企业都讲究一个“悟”字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茫然、疑惑、痛苦、执着、忍耐、欣喜、绝望等各种曾经所遭遇过的情绪，都有可能在突然间参透真渧，统统释怀。“蓦然回首”的“顿悟”也是一种智慧。

凯林认为，他看到的企业家，大多处在“独上西楼，望尽天涯路”的第二种境界，他们所面临的是创业道路上的“第二次选择”。这是凯林一直在思考问题的所在，他希望能找寻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，给人以启示。慢慢地，在思索中，他想到了“突破”。

突破

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叶徒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所以然者何？水土异也。”

为什么淮南又大又甜的橘，移栽到了淮北，就变成了又酸又小的枳？因为土壤不同，环境不同。同理，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家来说，环境选择的余地并不大，他们只能在发出一些声音的同时选择适应。

凯林承认一个社会的特征会给企业家一定程度的约束，但他认为，这并不表示构成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不需要突破，企业外部制度的建设是更大的社会工程，有建设性的土壤改良、环境优化是民营企业最期盼的突破。

在本书的一些篇章中就有这一话题的探讨。譬如民营石油的出路，民营钢铁业的状况，现有的金融制度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化动向等，这些话题都属于一个民营企业外部生态突破问题。

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。从物种进化论或优胜劣汰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条不破的真理。但是，这样的生存哲学过于被动和消极，仅仅是被动地适应对于社会制度、社会体制以及社会评判体系没有太多的建设性，也不利于外部环境的突破。

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上来看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，便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。所以生产关系自身存在一个内部改良的动力，因为被取代的风险会促使它自发性地突破和完善。

但是仅仅依靠这一自发的改良是不够的，生产力的话语权所产生的社会信号会形成一个更强大的推动力。因此在企业外部环境的突破上，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有“作为”的空间，而不是简单的“适者生存”。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，非公36条等突破性的政策、法律的出台绝不是一个静静等待而来的结果。

看来，凯林把更大的突破留给了社会，留给了更宽阔的制度体系。我相信，这既是凯林的心情，也是《突破》一书更大的指向，我们相信广大的企业家也会认同凯林的观点，因为一代企业的成长，与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。